对于战争指导者来说，根据具体情况，正确处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正式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的形成，虽然受到过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的启发，但“打圈子战术”只是一味逃跑的消极防御，而“十六字决”则把进攻和防御有机统一了起来。其中，而且除了“退”是保存自己的防御策略外，其他的“扰”“打”“追”都是消灭敌人的积极进攻战法。毛泽东不仅把进攻和防御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将进攻做为防御和取胜的主要手段突出出来。可见，在毛泽东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军事思想中，作为消灭敌人主要手段的进攻是第一位的，而作为消灭敌人辅助手段和保存自己的防御，则是第二位的。

      游击战“十六字”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将“十六字决”与本地实陆相结合的战法，都完美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想思。其中，广大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麻雀战”战术，即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利用山林、地道、街巷等地形为掩护，忽聚忽散，忽来忽去，出敌不意，扭住敌人就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在1943年的3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战利品一批。

       此外，抗日战争中期，由於日寇加紧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於是就发明了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联、不怕水淹、不怕毒气，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

      解放战争初期，虽然我军的实力有所增长，有了一定打运动战能力。但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却达430万，而且接收了100万侵华日军的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敌弱我弱态势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运动战”逐渐取代“游击战”成为解放军的主要战法，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思想依然贯穿了解放战争全过程。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中，第五条“不打无把握之仗”，第九条“俘获敌人补充自己”和第十条“休整和整顿部队”属于“保存自己”的防御性要求外，其他七条者是讲如何“消灭敌人”，如“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等，而且消灭敌人的要求是彻底、干净的“歼灭战”！

      抗美援朝时期，面对以美国为首、装备精良的十六国联合国军，毛泽东采用的依然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人民战争思想。其中，最经典的是“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为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发动金化攻势，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要点五圣山，以改善防御态势，谋求停战谈判有利地位。其先后动用步兵11个团又2个营，火炮300 余门，坦克170 余辆，出动飞机2000 余架次，上甘岭南侧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猛烈进攻。志愿军第十五、第十二军依托坑道工事顽强抗击。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至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至11月25 日战役胜利结束。这一战，我们虽然打的是防御战，但在利用坑道保存自己的同时，积极消灭敌人，最终我军以伤亡1.15万的代价，杀伤敌军2.5万人，创造了我军前所未有的坚守防御成功的范例。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些战争原则是可以成功运用于国际战略关系处理的。在面对强敌时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既通行于战场，同时也可以用于弱势一方与霸权国家的战略博弈。当下，在霸权国家大力推行遏制战略、对我多方打压的情况下，避免与之正面对抗，特别是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保存自己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一味的消极避让，找准突破口，适当地打打反击，当机会来临之时，打一些局部的“歼灭战”，以小胜积大胜，逐步削弱他的实力，提升我们的实力，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