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原理，肯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新社会的创造与新文化的创造的一致性。1940年1月，他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将“新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并列，把文化建设作为“新社会、新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文化的重要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中国新政府的责任是“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两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毛泽东主张其中有一个“科学文化现代化”。这就明确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或必然延伸。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清除奴化的、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建设“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文化。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在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首先，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为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除了组织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于1950年5月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审定收录的文章，并为某些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他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宣传，在《人民日报》和《学习》、《新建设》杂志组织刊登大量的理论普及文章，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的“两论”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编写了解说，毛泽东对李达深入浅出的解说非常赞赏，于1951年3月27日写信赞扬：“这个《解说》很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以中国人熟悉的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阐释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更易于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许多人都是通过读毛泽东著作开始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指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一方面，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思想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以来，英、美等国家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西方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文化渗透，加上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留学背景，许多知识分子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必须教育这些知识分子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对“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的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价值观、世界观的更新和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才能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随后推进到文艺界、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毛泽东还专门为文艺界的改造做出批示，要求各级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通过整顿使文化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再次，领导对错误的文化思想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错误历史观是毛泽东批判的第一个靶子。这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批判。之后相继开展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清算。尽管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直接干预文艺讨论不太妥当，容易混淆文化、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但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新的文化评价标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文化思想阵地，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化观，这普遍涉及到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历史、文艺、教育等知识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经阶段。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是在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念，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领域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开始确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

三、确立了文化为人民大众的发展方向

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文化为人民大众，文化服务于人民是毛泽东制定文化战略、领导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他把“人民”二字写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上，并贯彻于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旧中国，文化只是少数士大夫之间的唱和文化，几千年来文化跟普通民众少有互动，全社会识字的人极少，文盲率极高。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他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提出要正确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把在大众中普及文化放在重要地位。为此，毛泽东不仅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而且期待从工农兵大众中造就大批知识分子、文化人，“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为了方便工农劳苦民众掌握文化，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地前进，“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催生了一大批导向正确、艺术水平高、雅俗共赏、特别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形成了革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为新中国哺育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大家。

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人民的国家，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服务的对象这一理念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来自根据地的文化实践亦成为新中国文化实践的发展基础。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1949年9月，作为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正式确立“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从此，人民群众文化事业蓬勃开展，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发展各类舞台剧本，改进表演艺术，开办各类学校，识字扫盲等等，文化向人民大众敞开大门，彻底打破了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使文艺创作在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新面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宣传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英雄模范和歌颂新社会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的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涌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舍是贯彻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实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人物。他“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 1950—1952年，共写出5部话剧，其中，深入北京南城龙须沟，写出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造福百姓改造龙须沟的话剧《龙须沟》，因此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并不长于写话剧的老舍，为什么要如此笔耕不辍?他的想法是“话剧是用活人表演活人，可以教观众直接受到教育，登时受到感动与影响”，“收效必快”。他热爱这个新社会，渴望把自己的感受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这说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姿态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通过讴歌伟大的社会变革，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寓于艺术熏陶之中，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砥砺人们的精神。为人民大众的文化导向带来了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极大变化。1952年，冯友兰介绍过当时的情况：“在我们社会里，我们底道德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在三年之内，已成为普通人的实践的目标。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每一个人都在不避一切的危险，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生产各部门的劳动模范，每一个人都在克服一切的困难，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三年之中，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道德方面提高了，实现了中国以前书本中所常说到而永未实现过的‘移风易俗’的盛事。”

四、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

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处理与既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一直争论不休。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原则，终结了这个长期困扰知识分子的文化论争。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民族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他主张“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毛泽东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传统文化的整个体系是封建性质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不可能用来做变更旧制度、旧秩序的救世良方。“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利用。”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杂揉，民主性与封建性并存的状况，毛泽东做了大量的选择、分析、批判、改造工作，彻底摒弃那些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旧意识、剥削阶级旧观念，而对于具体的历史文化遗产，则主张批判地继承，充分吸收丰富的文化传统资源作新文化建设的养料。如对待古代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毛泽东批判了其中知在行先和知行均出于心的唯心主义成分，继承了行重于知、知行互相依赖等有价值的成果，用马列主义唯物论进行改造，发展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辩证唯物论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正是从古为今用意义上提出：“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他在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既反对“文化本体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同时，又反对全盘西化论。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为建设新中国的文化，毛泽东大力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下，毛泽东心目中的外国，主要是指苏联。他列举了中国唐代和近代两次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高潮，说明向外国学习是如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学习范围。他在《论十大关系》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这也是对中国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人家的短处也去学”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先进的，具体的文化形态上，“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改变落后面貌，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毛泽东认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用”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即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改造并用新的实践经验重新诠释，或注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实现文化创新；对于外国文化，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就是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这两个方面融合在创造中国新文化的同一个过程中，彰显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中的意义，这就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僵局，开拓民族文化前进的道路，解决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养料。新中国的文化不是“自闭于幽谷”的旧文化，而是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厚底蕴和广泛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开放的、创新的、又具有明显中国特征的新文化。

五、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针对文化批判后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出现的片面化、绝对化，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乱贴政治标签，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现象，以及学习苏联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允许不同的意见、学派、流派、风格在社会主义文化框架中存在。

“双百”方针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1950年，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谁为主的争论。1951年4月3日，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用来指导戏曲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同时并存和发展，构成为“双百”方针的重要一环。1952年至1955年间，他针对史学问题研究中的分歧，多次指示要实行“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第一次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放在一起作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双百”方针实施以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双百”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并多次申明，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还明确了“双百”方针适用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文化，总是在同各种文化的比较、竞赛和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总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实践来证明、丰富和完善的。“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至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道路。

为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毛泽东力排众议。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双百”方针持不同意见；党内一些干部也不甚理解，对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忧虑重重。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陈其通等4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毛泽东对此多次提出批评，在这年春天几乎是逢会必讲“双百”方针。他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身体力行。当时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就此事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态度。即使在后来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向“左”转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基本上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问题。例如，1964年对待周谷城和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争论；1965年对待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王羲之《兰亭序》书法真伪的争论；一直到1976年2月，还回信明确同意刘大杰对评法批儒运动全面否定韩愈的非议。等等。

“双百”方针的提出，顺应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取得，证明了“双百”方针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探索文化建设的新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荡涤落后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强调和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提出了“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确定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解决了新中国文化建设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石，文化发挥了引领方向、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无庸讳言，由于历史时代局限与当时的严峻国际形势影响，毛泽东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晚年的文化探索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一些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从1960年代开始对文化领域的判断出现失误，甚至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在文化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和夺取文化领域领导权的任务。文化革命充当了政治革命的先锋，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也造成了文化的灾难。这个教训应该牢记。也正是他最先对党的文化政策实践进行反思，并在1975年7月明确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虽然，毛泽东曾经追求的“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目标没有实现，但他领导的新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发展繁荣文化的举措，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