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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里的文工队
发布时间:2023-06-19        文章来源:冯绍康        浏览:615

上世纪的19565月,我和杨福进、胡敏珍、梁小芳四人从原中央军委公安文工团调到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文工队。



警卫团文工队规模很小,只有四五十人,别看人少,却很精干,成员都是从各大军区文工团抽调来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警卫团广大指战员服务,如演出、辅导文艺活动、教唱歌、教乐器等。节假日期间,还以我们演出为窗口,到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人民群众交流接触,增进军民团结。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南海每个周末举办的舞会服务,乐队担任伴奏,演员们作为舞伴陪领袖及他们的夫人跳舞,使他们能愉快的度过一个周末。

为领袖们举办舞会始于延安时期,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领袖们夜以继日地为中国革命操劳,很辛苦,为了解除他们的身心疲劳,使他们精神上能够得到舒缓,就用舞会的形式让他们能够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放松一下,以便更好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这对领袖们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因此周末为他们举办舞会就成为一种惯例。这种惯 例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在延安、西柏坡,直到进城以后都没有间断过。在延安由于艰苦环境的限制,只能用留声机播放唱片,领袖们随着唱片的音乐起舞。据说在西柏坡和刚进北京城时,曾由老干部组织过一支业余的乐队。警卫团文工队组建后,就由我们担负起这份工作。我们是一支专业的乐队,不少同志还会中西两种乐器,这样就可以演奏一些领袖们喜爱的中外名曲,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浏阳河》、《南泥湾》、《绣金匾》,外国乐曲有《送我一支玫瑰花》、《多瑙河之波》等等。那些来自领袖们家乡和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民间曲调,定能拨动他们的心弦,引发他们对故乡和往日生活的怀念。在优美旋律的熏陶下,领袖们的身心自然而然地得到舒缓,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中南海的舞会大多在“春藕斋”举行,偶尔也在“西楼”或“紫光阁”。我所经历过的大部分都在“春藕斋”。在毛主席住处的附近有一个荷花池,“春藕斋”就建在荷池里面,四周荷池围绕,环境很幽雅。这是一座很古朴的建筑,它没有红墙绿瓦,而一律由朴素的青砖青瓦筑成。室内没有经过任何装修,地面还是古建筑特有的大方块青砖,按现代舞厅的要求起码要有木地板,而且要有弹性,这些在“春藕斋”都没有,领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度过每一个周末。



每逢周末,我们都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晚饭后就早早的来到“春藕斋”舞厅,每次刚把座位及乐器安置好,朱老总与康克清夫妇就来到舞厅。1956年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总时,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与我过去对他叱咤风云、威风凛凛地指挥千军万马大将军的印象相去甚远,在我眼前的是位慈眉善目,脸上总带着微笑的慈祥老人。他的舞步有点迈不开,节奏感也不是很强,像是一位长者在漫步,大概8点左右他们就早早离去。之后到来的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他们大约在8点以后到来,有时他们的几个幼小的孩子也会到来,特别是偶尔在“西楼”举办舞会时,因为“西楼”离他们家很近,他们的几个孩子涛涛、丁丁、刘萍萍、刘婷婷、刘源早早就来到舞场,很好奇地到乐队看看这看看那,很是热闹。但在“春藕斋”孩子们来的很少。刘少奇不善言谈,平时也比较严肃,这与他平时工作很严谨,和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夫妇到舞场后,两人先跳一支曲,然后王光美就很随和地找别人闲聊。大概快到十点,两人再跳一支曲,然后就双双退场。周总理来的相对少一些,因为“紫光阁”或者“三座门”(军委俱乐部)那里也有舞会,有时他在那里跳舞。因为几个老帅如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常在“三座门”跳舞,总理可以在那里与他们相聚,因此“春藕斋”来的相对少一些,周总理要来也在九点以后。最后到场的自然是毛主席,毛主席大约十点左右到来,每次我见到他的印象总是神采奕奕,活力四射,总感觉在他身上有一种伟人的气场,令人肃然起敬。这个气场很快就笼罩了整个舞场,在远处都能感受得到。如果他到来时乐曲正在进行,乐队会戛然而止,等舞伴迎上去以后,再继续起奏。毛主席的到来使舞会的气氛为之一振,人们个个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内心充满着喜悦,舞会也渐渐地进入高潮。毛主席每次都跳到十二点舞会结束才离去。

几位领袖由于性格、年龄不同,舞姿也各有特点,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毛主席的矫健,刘少奇的优雅,周总理的潇洒,朱老总的沉稳。领袖们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无论对舞伴还是乐队都很尊重,如主席和总理跳舞经过乐队时,还向乐队的同志们问好,总理还邀请乐队唯一的女同志孙亦林跳舞,充分的体现了对我们的尊重。领袖们与舞伴说话很随和,有说有笑,有时还不失幽默,总之气氛非常融洽。

舞会上除了几位领袖外,还能见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如杨尚昆、李伯钊夫妇、张闻天、王稼祥、邓颖超等。江青有时候也来,但来的次数很少,要来也是她自己来,而且来的比较早,那时给我的印象她总是带着病态,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舞会结束后通常都要放一场电影,此时等候在舞场外领袖的孩子们,只等晚会的组织者杨尚昆一声令下:“放电影”,孩子们便蜂拥而入,这是他们最快乐最开心的时候,非常热闹。那时国产电影还不多,如有新片,一定会在“春藕斋”放映,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从苏联进口的许多优秀影片,如描写十月革命的《列宁在1918》、《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带枪的人》列宁三部曲。《保尔·柯察金》、《乡村女教师》以及后来根据莎士比亚同名著作改编的电影《奥赛罗》等等。除此之外,还播放一些香港电影,被誉为中国的奥黛丽·赫本的美女影 星夏梦主演的不少影片,如《三笑》、《新寡》、《王老虎抢亲》、《三看御妹刘金定》等等。她主演的《绝代佳人》和《新寡》1957年曾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并在电影工作代表会上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她主演的电影有些毛主席也看过

因为看电影,我和毛主席曾有过一次很特殊的接触。那时候文工队的男同志是没有机会和毛主席接触的,他们都是作为男舞伴陪领袖的夫人跳舞,有一次舞会后放映由红线女主演的根据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同名剧作改编的粤剧《窦娥冤》。舞蹈队的刘秀琴同志知道我是广州人,她怕毛主席听不懂粤语,把我拉到毛主席身边做翻译。我从小出身贫寒没看过粤剧,一再表明我翻译不了,但她硬是生拉硬拽地把我拉到毛主席身边的沙发上。我那时身材瘦小,坐在毛主席身边的大沙发上和毛主席魁梧的身材相比显得很渺小。我小时候没上过几年学,文化程度很低,当时心情很紧张,但总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却始终控制不住,整部电影我自己都没看明白,怎能给毛主席做翻译。毛主席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想安抚我的情绪,主动与我交流一些生活上的话题,如广东人都吃什么、穿什么衣服等。当时怎样回答的,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整部电影我从头到尾没有给主席翻译过一句词,直到电影放映完,场内亮起了灯光,毛主席站起来伸出他结实有力的大手和我握手告别,我心里当时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感到尴尬和惭愧,心里直埋怨刘秀琴不该将我拉到毛主席身边,让我出那么大的丑。但和毛主席握手的一刹那竟成为我永生难忘的和特别美好的记忆。终究我还是要感谢刘秀琴,使我有机会能够和毛主席有了这次很特殊的接触。

我在警卫团文工队生活和工作了两年,我们的工作和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一样,都是为部队服务,只不过警卫团人比较少,我们的服务面窄了一些,不像其他的文工团,有的要面向全军,或面向一个军区,服务的面比我们宽多了,但我们多了一项为中央领导服务的工作,我们把为领袖服务当作一项很严肃的工作,积极认真的去对待,无论乐队或者舞伴,都要把每一支曲子演奏好,舞伴们把舞跳好,使领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身心得到舒缓,解除一周工作的疲劳,更好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在领袖们的身边,我们还能直接受到领袖们的教诲,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对我们很多人后来的人生观及成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一段生活,至今我们还非常怀念。然而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有人对文工队的工作提出了“非议”,这些“非议”无非就是说“他们就是给毛主席伴舞的”,这些闲言碎语可能毛主席也有所闻,没过多久警卫团文工队就解散了。多年来我们和领袖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临分别的时候领袖和我们都依依不舍,朱老总还专门到我们的驻地看望并与我们合影留念,以示告别。

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分别签名给所有文工队队员赠送照片,这是对我们多年工作的肯定,领袖们的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只要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怀念起在中南海文工

队的日子,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照片背面签名

文工队解散后,很多同志都按照当时的时代要求、价值取向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如北大荒或其他边远的城市。与毛主席关系比较密切的吴凤君、熊乃雄夫妻、张大隆、黄世敏夫妻、杨福进、胡敏珍夫妻、还有李艾、蒋自重、梁小芳、董若英等20多人去了北大荒,有的到了大庆、甘肃、大同等地,一些业务条件比较好的继续从事文艺工作,不少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而且还有所作为,如陈泓、张天强任甘肃省歌舞团副团长,参与了在中外都有很大影响力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前面提到被周总理邀请跳舞的孙亦林,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乐团任职。她与同事利用许多民间音乐,创作改编了大量钢琴独奏曲,为钢琴这件西方古老乐器的民族化作出一定贡献。郭永悦任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团长,刘慎贤任大同市话剧团团长,还有张大隆、黄世敏、王成山等都走上了领导岗位。



照片背面签名

我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只工作了两年,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但记忆是永恒的。在这两年里我亲历了文工队的存在,参与了文工队的工作,我的工作能与领袖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感到很自豪,并成为一段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对领袖们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即使过去了60多年,仍然对他们充满一份真情,这或许就是不忘初心吧。

写于二零一九年春节  济南

 

 

作者小传

康,1936年生于广州,一九四九年入伍,一九五一年从事文艺工作。历任广西公安总队工、中南公安文工团、北京军委公安军文工团、中央警卫团文工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乐队演奏员。一九九一年在上退休,现为济南第七军休所修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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