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决定召开临时会议。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而且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首先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并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在毛泽东等大多数同志的坚持下，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其中：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然，“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只注意反右，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现举办有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用大量文物、图片和资料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此文根据网络资料整理而成，以纪念八七会议召开92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