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继而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是我们党创立和运用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毛泽东很早便认识到开展革命竞赛的积极意义，对褒奖劳动英雄的活动十分重视，并认真总结这些活动的经验，明确劳模的定位和作用，为劳模表彰活动的推广、制度的形成和劳模效应更大地发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苏区面临的种种困难，提出了表彰英模的主张，“褒扬的是参加‘革命竞赛’、积极‘优红拥军’的模范”。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了以比数量、质量、成本等为内容的劳动竞赛，规定按时评比、表彰先进、评选模范。5月，中央政府在武阳区召开赠旗大会，毛泽东将题有“春耕模范”的奖旗授予武阳区和石水乡。1934年，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而对于竞赛活动能否取得成效，他明确提出，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要让群众了解和认可活动，并由此激发革命的热情。

   抗战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表彰劳动英雄运动，以调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热情。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奖励、宣传先进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英雄，边区的劳模运动由此开端。1939年，面对解放区经济和财政的巨大困难，毛泽东发出大生产的号召，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学校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规定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给予奖励。1942年，吴满有和赵占魁成为劳动英雄中的明星。吴满有是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的农民，他“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的司炉工，他吃苦耐劳、技术精湛、团结工友、爱护工厂、忠于革命，是模范的产业工人，毛泽东称他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赵占魁运动，并在1943年、1944年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表彰大会，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劳模表彰运动达到高潮。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具有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愈发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国庆大典期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会议代表464人。各地共推选劳动模范代表464人，其中工业208人、农业198人、部队58人。他们均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名声远播的先进典型，如吴运铎、李顺达、马六孩、孟泰等。这次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在1950年首次全国性的劳模表彰大会上，毛泽东在其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贺词中对劳模给予了明确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是继1945年毛泽东对劳模的“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定位不仅为评选劳模、培养劳模、发挥劳模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也给劳模和以劳模为榜样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是造就那个劳模辈出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和国刚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极其落后，中国工人阶级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默默地拉起了纤绳，提起了铁锤，拿起了钢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建设家园的征程。钻井工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成了闻名遐迩的“铁人”。修理工孟泰刨冰雪、钻废料堆，在满目疮痍的十里钢城，拣回了成千上万个炼铁设备用的零件，从而使沉寂的高炉，又发出了欢快的笑声。

   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劳模又奋斗在共和国大厦的建设工地上：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弄潮，不断推动改革前进的企业家；刻苦钻研，掌握高新尖技术在各行各业取得突破的技术人员；研制载人航天飞船，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航天英雄。正是凭着一批又一批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奋斗，共和国建成了一个又一个钢都、车城、大油田；筑起了一条又一条公路、铁路和航道；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数以万计的劳动模范以勤劳和智慧，不仅为共和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为亿万职工和广大劳动者树立了榜样。

   （本文根据网文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