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不总是国外的圆

       谈起“心理”二字，无论是在“心理学”“心理健康”“社会心理”，还是在“心理服务”的语境中，多数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它是西方舶来品，甚至直接将之等同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科。如果这种想法成立，那么1874年就应该是心理学的原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德国生理学家威廉·冯特在其《生理心理学的原理》序言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领域”。然后，在五年后的 1879年，他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实验室。10余年后，也就是1890年代，美国各大学跟风建立数十座心理学实验室，尤其1892这一年就成立了20座。可见，在以冯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的思维逻辑中，只有逻辑的、可在实验室重复的才是心理学，只建立在实验室数据上的心理干预、心理服务等活动才是科学的。但是果真如此，或者这就是全部吗？

       林语堂曾经论述西方人和人中国人思维方式区别，他认为，西方人重“逻辑”，中国人重“直觉”。以事实来论，在几百年来的自然科学领域，“逻辑”确实无往不胜，看看我们现今的各种科技产品，大都是“逻辑”的成就。但在人文社会领域，“逻辑”就好像不那么管用了。正如林语堂在文章中所说的，“凡人伦大端，天地之和，四时之美，男女之爱，父子之情，家庭之乐，都是无从以逻辑推知，以论辩证实。” “上帝不是一个公程式，永生并非一个三段法，善恶美丑都无法衡量，无法化验。”但直觉是统观全局、综合各种可见不可见细节得出来的独自判断。通过直觉得出判断结论的过程，难以拆分成一个个逻辑推理公式，但确需一个人自出生以来全部的经验，包括生活的、学习的、工作的，直接经验、书本经验等来支撑。

       这里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观点，目的是想说明，我们中国人进行心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其实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框定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所谓科学模式之中。如果跳出这个圈圈，我们会发现，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心理活动，就有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心理疏导、引导、激励、控制、干预等有组织的个体或群体心理行为。如我国古代论述颇深的“霸道”“王道”论述和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全胜”目标及理论，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内“凝心”和对外“攻心”基础上的。

不发饷也坚决跟着走

       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发动民众，而且效是非常好。也正式因为这一点，第一次国共和作时期，毛泽东曾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把原来一潭死水的国民党宣传工作做得风声水起。在国民党推出《整理党务案》不得不辞职去做农运工作后，他又把农运工作做得轰轰烈烈。

       农家出身的毛泽东能够以诚恳、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让工人、农民们愿意接近他、信服他。据说，他经常穿着和工人们一样的衣服，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和他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一天，毛泽东在长沙南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时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后来，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其他工人。彼此都熟悉了之后，毛泽东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这样的一种沟通、引导能力，我们现在有多少心理工作者能够做到呢？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此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士气低落，士兵逃跑严重，官兵思想混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10月1日的整编动员大会上， 毛泽东站出来鼓舞士气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在家乡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了，我们有近千人还怕什么？大家都起义暴动出来了，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当敌人100个，有什么可怕的，没有挫折和失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只是话语的鼓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简单的动员之后，毛泽东接着宣布了“三湾改编”会议精神，包括“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其中的“党指挥枪”，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明确为全体红军指战员的理想信，从而让一支从旧军军队、起义农农走出来的军队真正有了明确的战斗目标，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的“军魂”。"支部建在连上"，通过党支部、指导员和党员骨干，将党的工作做在基层，用党员骨干的精气神影响人，用党组织的温暖感动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团结人，用党的纪律约束人，使每一名士兵都能感受到党就在身边，把“安全圈”建立在每一名普通士兵心坎上。“官兵平等”彻底打破了旧军队的等级分明、军官不把士兵当人看的风气。红军士兵不发军饰，干部带头不拿军饷；伙食不好，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普通士兵同灶、同食；枪林弹雨，党员一声“跟我上”，总是冲锋在前，而不再像旧军队一样嚷嚷“给我上”，逐步建立起了强的团队信任感，不拿饷也要闹革命，宁愿杀头也要跟着党。

       三湾改编，不仅成功地稳住了阵脚，鼓舞了士气，激发了斗志，而且为今后军队强大奠定了基础。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三湾改编”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有明确目标定位、有健全的组织实施体系的应用心理学实践案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面对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部分同志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说，“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在这一段文字中，毛泽东并没有否认革命遭遇挫折这一现实，也点明同志们为此有了消极悲观情绪是一种正常现象，从而打消了大家受批评甚至被说成革命理想不坚定的顾虑，奠定了下一步交流沟通的基础。他接下来用一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中国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让希望之火在大家心中重新燃起。接着又有五卅运动及其以后大革命实例来证明，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这一点，当时的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都是非常清楚的。当然，毛泽东在信中还从国际国内、正反两面等多角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说理，使革命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真正被大家所接爱，而且入脑入心，进入实践，不仅鼓舞了士气，避免了革命力量进一步被削弱，而且从此让“燎原”的精神、气魄贯穿了此后革命用利的全过程。

战略心理领袖

       1935年8月1日，遵义会议重新回到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还在工征途中，领导我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行)同胞书》，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在毛泽东主持下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力量基础。

       1937年9月，八路军11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内一些人的"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的演讲。演讲中，毛泽东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面对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形成的“中国必亡论”和把前途命运寄托在美、英等列国家干预下的“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该演讲稿后被编成《论持久战》的小册子广泛发行，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关键军事政治著作。

       1940年8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初，八路军织了”百团大战“，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占有国家机器和大部分国家资源，但因没有抗击侵略者的决心和勇气，致使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沦丧，后来还出现严重分化，汪精卫带着一大批国民党高官投降日本，成为侵华帮凶。只有我们党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级革命家带领，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被国民党围追堵截之时就坚决打出了北上抗日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在国民党士气低落、全国充满悲观情绪之时，毛泽东送来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指导思想和人们期盼已久的胜利。如果，大家能够正确认识”领导“这词汇的真正含义，那么以于谁领导了中国抗日战争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再持疑虑。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心理工作对象是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打击的对像是日本帝国主义，影响的对像是国际一切支持正义的国家和人们。如果有”战略心理学“一说，毛泽东的心理学理论及其实践必然当之无愧。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自从我党我军成立，就使终面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无情打压和国际强权势力的制裁封锁。毛泽东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立既将压力和恐惧化为信心和动力。

      1946年8月6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面对内战爆发，国民党凭借其军事经济优势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形势，提出指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也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精神力量。

对今后的思考

       以上案例都发生在关系生死存亡之际。从心理学“大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心理工作实践是非常成功的，支撑这一实践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也是非常系统、深刻的，只不过我们一般不把它当做单独的心理学理论来看，而更愿意把它看做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将这一部分看成是毛泽东对心理学的贡献——他建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为依托的红色心理学，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红色心理学之父。

　　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的红色心理学理论及实践，至少可以得到下几点启示：

       一是不能把心理学、心理咨询服务等神秘化，很多东西很平常，就在我们身边，一些我们并未冠以“心理”二字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在做，而且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会的送温暖、街道大妈的纠纷调解等，都是冲着人的心理感觉，如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和被尊重感等去做工作的。

       二是做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心理服务等都要结合中国的国际，形成自己的特色。只是照搬西方的理论体系，可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一点就像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等人一样，虽能把马列理论倒背如流，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能做好结合这篇文章，结果就是解决不了中国革命问题，还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心理学也是如此，只是拿一些洋词、洋理论唬人，也会水土不服的，甚至被人厌恶。

       三是善于借鉴西方的先进方法，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常用工具，以提高心理服务工作的实效性。强调特色，但绝不能妄自菲薄，对于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应以“拿来主义”精神处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事业。